第1章 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-《醉里挑灯看剑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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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官场上的失意者,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。这似乎已成规律。其实,即便是显官,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。战国时的范蠡,辞去越国丞相之职,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,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。我总觉得,李商隐的千古名句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”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。兹后,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。还有一种为官者,既不显也不贬,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呆,索性也就寄情山水。唐代大诗人王维,便属于这一类,他有一首《酬张少府》的五律,单道这事:

    晚年惟好静,万事不关心。

    自顾无长策,空知返旧林。

    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。

    君问穷通理,渔歌入浦深。

    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,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。这也许是一句真话,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,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。尽管有这些佐证,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“遁词”之嫌。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,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。古人有言:“志于功名者,富贵不足以累其心;志于道德者,功名不足以累其心。”可见,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。一味追求富贵,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。但是,追求功名,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。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,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,中等求功名,上等求道德。普天之下的士子,以下等与中等居多,求道德者,则凤毛麟角。“君问穷道理,渔歌入浦深”,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。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?“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”,寥寥十个字,为我们勾划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如上所言,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,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。其实不是这样。唐人诗:“相逢尽道休官去,林下何曾见一人?”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,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,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的官员,其主体都是读书人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,其主体也是读书人。前些年,当“知识就是生产力”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,我曾戏言,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“,金钱美色,尽在书中。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,似应视为一个整体。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,分岐却是无法弥合的。岳飞与秦桧,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,在历史中并非个案。卑鄙扼杀高贵,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。每遇    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,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,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,维护道德。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,便足以说明问题。权力滋生腐败,权力更滋生丑恶,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。所以,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,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;另一方面,为了洁身自好,他们只能退隐山林。孔子言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真不愧为圣人言。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译的,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,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?这只能说,士大夫即便为官,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,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。胸中有丘壑,坐地成神仙。可悲的是,太多的为官之人,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,哪里还会有丘壑呢?

    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: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”应该说,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,所谓忧患意识是也。身在权力之中,常告诫自己要权力为民所用;身在江湖里,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。有这种想法的人,属于“慨然以天下为已任者”。治国事者,应重仁轻术。过于苛严,也许能提升国力,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。怎样才能做到仁呢?方法只有一个,就是“法自然”。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。《易经》讲大地“厚德载物”,这厚德即是仁。所以说,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,是在精神上追求“仁”的表现,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。

    庙堂与江湖,城市与山林,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,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,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。有志于事功者,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。另一部份士大夫,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。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,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,前面提到的陶渊明、罗伦等当属此类,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,如庄子。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。后者,常被人视为隐士。在中国的士大夫中,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。最著名的隐士,除了庄子,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。历代诗文中,极赞山林之美的,多不胜数。但也有个别的例外,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,就写过一篇《招隐士》的小赋,把山林描画成“虎豹斗兮熊羆咆,禽兽骇兮亡其曹”的恐怖地狱,乃至发出了“王孙兮归来。山中兮不可以久留”的呼号。由此可见,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,他愿意步入庙堂,在那里,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。与《招隐士》迥然相异的,另有一篇《北山移文》,骂的是那种假隐士,这两篇文章收在《古文观止》中,这里不再赘述。

    庙堂与事功,山林与道德,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。一个人,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,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,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,追求也就不同。孰优孰劣,因事而论。当今之世,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,已不复存在,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,却仍不在少数。现代生活,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,长久隐居在那里,已成为不可能的事。结束本文时,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一诗:

    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

    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

    王维这首诗,写自他的辋川别墅。这辋川,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。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。我到西安数次,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。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,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,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。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,对于我们后来者,这简直是一种虐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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