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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攒了很久才攒到足够的钱，正当我揣着钱兴高采烈地告诉店主要买下那个洋娃娃时，店主抱歉地告诉我，他已经把洋娃娃卖掉了，不过他这里还有别的洋娃娃。

    我有些失望，离开了大道。

    我想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洋娃娃，只是单纯地喜欢被陪伴的滋味罢了。

    没了就没了吧，不是我的终究不是我的，就这样吧。

    洋娃娃事件让我心情不太好，在青训营的对抗赛里，我与同组人员发生了矛盾，在孤儿院养成的坏习惯让我挥舞起拳头和他们打了一架。

    青训营很快取消了对我的培养计划，一切都被中断。

    主教练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告诉我，我患有一种先天性疾病——低危抑郁症，他说我就像一座火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，很危险。

    我不太懂这个病，但我也知道肯定不好。

    主教练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治疗，我答应了。

    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够重返球场。

    治疗低危抑郁症的日子有些枯燥，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会问我问题，我必须如实回答，这让我觉得内心很孤独，又有些尴尬，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没了藏身之处。

    他们看我的目光就像看小白鼠，充满了漠视和狂热。

    接受治疗的八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球场，主管说俱乐部在我身上投入了重注，而他们希望看到回报。

    我没有选择，足球从我的梦想变成了让我往上爬的工具，在青训营里，没有人是我的伙伴，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日落是陪伴我最长久的东西。

    加重的训练让我无力也无意支撑越来越繁重的课业，初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把未来奉献给职业足球。

    这是一条艰难且充满了未知的路，他们都说我是十年难遇的天才式球员，低危抑郁症让我比常人更能开阔思维，也更有创造力，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的预测，真正走上去会怎么样，谁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训练的压力很大，周围陆陆续续有队员开始沉迷于灯红酒绿，男欢女爱，荡漾着魔鬼色泽的液体注射进身体，烟雾缭绕里他们无意识地呐喊。

    他们带着我去享受，我拒绝了，我喜欢会安安静静陪着我的女孩，而不是一个个妖魔鬼怪，她们瞄准的都是我口袋里的钞票。

    十六岁那年，我转入巴萨u19战队，为俱乐部踢当年的西班牙全国青年联赛。

    直觉和速度让我成为了场上的关键先生，在捧起冠军奖杯的同时，我成名了。

    数家顶级俱乐部都向我递出了橄榄枝，合约让人怦然心动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我的球探也声名鹊起，他开始四处向人宣传他的眼光，而给我做低危抑郁症治疗的团队也不甘示弱，很快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拿下了青年联赛冠军奖杯的球员有病。

    我有病。

    这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□□，我还没有享受太多的光芒就又被打入了万丈深渊。

    我开始做梦，做很多很多的梦，梦里有哗啦啦的雨水和红色的血液，有断了一只腿的金发洋娃娃，还有离我远去的被一对夫妇领养走的男孩得意的笑容。

    我梦见我的腿在一次比赛中被踢断，再也站不起来。

    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很舒适，可我觉得好冷，住在只有一个人的宿舍里，好像有许多东西从地狱里爬出来，拉着我往下走。

    我拒绝接受治疗，拒绝和医生教授交谈，媒体报纸充斥着对我的抨击和嘲讽。

    这一次没有罗莎修女来告诉我人生中会有期望，我也就不抱期望了。

    我对家有期望的时候，没有人给我；我对陪伴有期望的时候，他们把洋娃娃丢了；我对事业有期望的时候，再没人支持我了。

    宿舍的桌上还摆着我的第一份职业合同，但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

    我想啊，也许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里我就应该和父母一起离开的，那样至少有人陪伴。

    闭上眼睛前，我的最后印象定格在了盛大的落日余晖里，耳边像是有丧钟悲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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