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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士子们大都家园渊源，许多人家中长辈都有官身，再加上应天本就处在南边，严格算来，整座应天府的人都可以算作南方人。
京城在南方，朝廷却要在北方广设学堂，招引平民入学。
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就连城中的百姓们的不满都被煽动起来了，街头巷尾对朝廷的这项决议议论纷纷。
若说先前北方士子弄出来的动静只有五分，而今的动静，却是有十分了。
“朝廷此议，何其不公？缘何我南方士子便参加不得恩科。这朝廷究竟是天下人之朝廷，还是只是他北人的朝廷？”已经有情绪激动的书生，说出了此等大逆不道之言。
同时，国子监中，一众学子也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。
国子监的生源为各州府提学举荐，南北皆有。但因为整体文化氛围的关系，大体上还是以南方人居多。
此时京中大儒，以刘三吾最为德高望重，此时的朝廷翰林官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兼任着国子监教谕的。刘三吾这几日数次来到国子监讲学，兜售“国富而贫治，民愚则易治”的理论。
“商君曾言：以强去强者，弱；以弱去强者，强。”
“国为善，奸必多。”
“国富而贫治，曰重富，重富者强；国贫而富治，曰重贫，重贫者弱。”
“是以广设学堂，乃奢靡不智弱国之举。”
“天下百工百业，恰如城砖垒砌，高低堆叠，各安其分，方为高墙。”
“假使低处之砖皆欲堆于高处，高墙如何垒就？空中楼阁，岂能久乎？”
“是以妄使百姓皆认字读书，便如欲建空中楼阁，必使百姓不安其分，此取祸之道也。”
“万民安分，则天下自安。”
讲台上，刘三吾老老神在，叙述着自己的道理。讲台下，一众国子监生之中，有许多人都在点头。
刘三吾心中满意，国子监生，可以说是大明读书人之中流砥柱，只要国子监中大多数的学子心向自己，那么基本上，也就代表天下学子和自己站在了一边。
当然，也有学子对刘三吾所言表示了疑惑，如有些学子认为，刘三吾所言与此前周王殿下所教授的“国富论”有所出入。国富论认为，民富则国富，应藏富于民，而不是一昧节俭开支，弄什么“国富而贫治”。
刘三吾则认为藏富于民，并非指的是将国库的钱财用于开启民智。所谓“藏富于民”，指的是国家应致力改善民生，使得百姓“家家户户皆有余粮”，百姓若丰衣足食，即便国库了无余财，天下也是盛世。
而开启民智，靡费甚重，却没有实际上的好处。百姓们渴求家中出读书人，把孩子送到学堂，反而会使得百姓家中劳动力减少，降低了家庭种地做工的产出。
而且即便出身平民的读书人数量多了，可每年能中举做官的人数却仍然只有那些。朝廷花费钱粮兴办官学，培养出了读书人，实际上却只是消耗了朝廷的钱财，培养出了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书生而已。
这些人考不上举人进士，又读了书，必定好高骛远，久必生事。消耗了国库的钱粮，抽调了百姓家中的劳动力，只为了做这样的一件事，自是分外不智。
刘三吾是大儒，国子监的学生们即便再有见识，至多也不过只是还没有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而已，刘三吾这般剖析，他们自是无法进一步辩驳，其结果就是认同刘三吾“国富而贫治，民愚则易治”理论的士子越来越多。
到最后，甚至有国子监生对朝廷的这项决议忧心忡忡，准备自发聚集同窗叩阙上书，警醒皇帝的。
自此，南方士子、国子监生这两个京城最大的书生团体，俱都成为了朱标决议的反对者——无论是反对朝廷只给北方人开恩科，不给南方人开；还是反对皇帝准备开启民智，广设学堂的。总之，对于这项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新政策，“民怨”已经是彻底的沸腾了。
这些士子们的躁动，也使得许多本就反对此事的官员们感受到了“民意”的支持，他们更加积极的上书朱标，要求皇帝收回这一项“乱命”。
雪片般的奏疏递入皇城，把负责搬运奏疏的福安等太监累的够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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